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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的创造》[意]埃莱娜·费兰特著
陈英/邹颖迪/陈杨琪翻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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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奇心得到了体面的释放，至少我知道了，有几十年的时间，她与香烟为伴，每天能抽上四十根，直到后来她意识到这种奴役自己的习惯“会妨碍我发挥，让我无法达到本应达到的写作高度”；她是个顽固的失眠者，“我的确是在睡觉，但我感觉我还在一句句不停地写作”；她从小就是个高超娴熟的说谎者，且在十岁那年祖母去世的时候就失去了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在写作偏好上，她说自己最讨厌的标点就是感叹号，“它们就像粗暴的指挥棒、浮夸的古埃及方尖碑和其他刚阳的展露”，她礼貌地抱怨一些国家的译者会往她看似平淡的文本中加进很多原来不存在的感叹号；其次大概就是省略号，“省略号是一种卖弄风情，就像当人们半张着嘴，眨眼睛，做出一副惊讶的样子。”对自己身为意大利目前可能最受瞩目的作家之一的事实，她用否定的方式肯定了自己的祖国、母语和自身的关联——我爱我的国家，但我却没什么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尤其是，我很难消化披萨，我几乎不怎么吃意大利面，我不大声说话，也不爱做手势，我讨厌所有黑手党，我从来不会感叹：我的妈啊。我认为，民族特点是一些简化的东西，需要与之进行抗争。（《语言的民族性》）意大利语构成了她的养分、边界，也是她的民族认同的唯一形式。她钦佩带领人类翻阅语言和经验边界的那群人，“我心目中唯一的英雄是翻译家”。我们可以认为，她对自由的态度，和她在另外一篇《恶劣的心情》里罕见地挑明的政治立场是相通的——“我特别不喜欢他（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Salvini，意大利右翼政客，曾任意大利副总理、内政部长）所代表的东西，就像我不喜欢在这个星球，另一些人所代表的东西，他们都是萨尔维尼的同类：普京、特朗普、玛丽娜·勒庞、欧尔班和其他类似的人物。”02抛开我们对标签和个人印记的迷恋，《偶然的创造》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写作的女人”清醒而坚定的思考备忘录，对她而言，写作刻不容缓，“写作的演练会持续一辈子，像一种让人绝望的魔症”，她不停地回到写作本身，反省自己的工作习惯：我犹豫不决，今天我自我放逐，明天可能会自我惩罚，对写出来的东西永远不满意。因为担心过于抒情，我经常强迫自己写一些没有情感的句子。有时候，我会重新捡起问题很多的初稿，而不会采用一篇完美无瑕、矫揉做作，让人难以忍受的终稿。（《诗歌与小说》）论及“小说的教诲”，她也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将时事和政治热点糅进小说、宣扬某种观点和立场的创作趋势，但这和她理解、期许的小说并不一样，她宣称“风格真的就是一切，它越强大有力，就越具有启迪人生的作用”。在申明自己的文学主张时，她的态度也没有半点含糊。她说自己学到的唯一的东西，是要把“那些风格优美却不能展示人的行为、不能揭示人性的文字，马上丢到垃圾筐里。”之所以要有如此杀伐决断，答案在另一篇中可以找到，因为“写作的女人”面临的偏见和局限是具体而实在的：依然有一个很难抹去的观念：女人很容易感动，她们会取悦于人；男人站在那些重要的舞台上，用阳刚的话语和事迹塑造着这个世界。（《写作的女人》）她说写作的女人要摆脱这种文化上的“条件反射”，从修辞到口吻，“带着勇气去写，她们不会只是写一些甜言蜜语”，不是只是站在阳台上，观看着生活的洪流，任由男性把控文学的革新和价值观念。她相信写作不能只凭天赋，“作品的未来，比我们的未来更加前途未卜。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埋头工作，不问前途。”“前途未卜”不只是事关名声功利，而涉及女性作品的存在本身。女性的作品如果一旦被男性视为是“危险”的，就会遭遇活生生的打压。年前后，瑞典Bromberg出版社曾经购入费兰特《被遗弃的日子》的翻译版权，作品已经翻译完成，但后来出版人认为，小说当中的奥尔加对待孩子的态度是值得谴责的，会对那些当母亲的人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中止了小说在瑞典的出版。费兰特在《挖掘》这一篇中轻描淡写地重述此事，没有大肆讨伐，只是在结尾清晰强调：但我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当我们开始自由创作时，我们没必要考虑读者看了是不是开心，我们只需要通过虚构的故事，让人们不带滤镜看清人的处境。（《挖掘》）03“友谊”、“嫉妒”、“刻板印象”、“谎言”、“永远相爱“、“书和电影”……《卫报》编辑设置的这些关键词，也像一张紧密的网，为我们捕捞起费兰特生活和思想中足够多的碎片。女性的处境和地位依然是费兰特在这些专栏中不遗余力讨论的部分。她在这方面的表述既大胆、坚决，又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女性生活在持久的矛盾和生死疲劳之中。一切，真的是所有一切，都是根据男性的需求定制而成，甚至我们的内衣样式、性行为和母性。（《讨厌的女人》）和今天部分日趋激烈的将性别特质与自我认同尽力切割的女性主义理论有所差异的是，费兰特在专栏中强调“生育是女性的基本诉求”，她认为这是一种男性从来都很“嫉妒”的体验，因此他们会用神话、用宗教仪式，从现实和隐喻的角度试图“将孕育和生产据为己有”。在呼吁女性夺回在隐喻层面的书写权利之外，她对“孕育”的经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们也在研发一种机器——人造子宫，可以让女性免受孕期的痛苦。在这方面，我倾向于认为，女性完全没必要摆脱这个功能。孩子展示出女性身体伟大、无与伦比的创造力，我们生孩子不是为了任何人，不是给那些疯狂的父亲，不是为了祖国、机器，也不是为了应对越来越残酷的人生。(《怀孕》)但这里不应有任何误解，她旗帜鲜明地反对将“性别、种族、阶级”的秩序本质化的倾向，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有时候，尤其是当他们自称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崇拜者时，我认为他们根本不是孩子，我会变得很严厉，比对他们崇拜的老一代人更严厉。梦想回到过去，这是对青春的否定，当我发现，现在有些年轻女性也有着那些梦想时，我会觉得很痛心。（《女儿》）在我看来，《母亲》和《女儿》是这些专栏里个人色彩最重的两篇，也回应了作家从《烦人的爱》到《暗处的女儿》到“那不勒斯四部曲”一直用力挖掘的主题，即母亲和女儿之间隐秘而痛苦的纽带，无论是女儿对母亲的从拒绝到接纳，还是母亲对女儿的从理解到祝福。当我意识到，找到自我就是找到她，像我小时候那样去接纳她、爱她，我就平静下来了。（《母亲》）我祝愿我的几个女儿坚持做这样的人。最后，按照自然规律，在变老的过程中，她们会给过去留点位置。她们会在自己身上看到我的存在，看到和我相似的一些相貌特征、一些性格特点，还有我的一些想法，她们会充满温情地接受我。就像发生在我和我母亲身上的事，即使她们身上有我的影子，她们也不怕做自己。（《女儿》）04《偶然的创造》（还有知名插画师AndreaUcini的精美插图）将再次印证我们通过费兰特的其他作品得出的印象，即她是一位沉默老练的评论者，她对电影《飞向太空》、《其主之声》等的观察是何其独特而敏锐；她赞美植物扩张的力量，甚至像绝望的反抗者；她对友谊、时间和孤独都异常敏感，书中对某位早逝女友的描述令人动容，她也是那个在聚会时留到最后、不愿离场的人。当阅读这些专栏，我们应该清醒意识到的一点是，我们不能完全依据这些文字试图拼凑费兰特的个人肖像。这些专栏和作家多年里用书面形式回答的采访一样，也具有虚构的性质。她之所以愿意加入“采访”这种游戏，不单是为了提问者和潜在的读者，也是为了她自己——也许我内心很大程度上认为，浪费那么多时间写作是毫无意义的，作为一个作家，也需要列举理由来说明自己浪费生命的原因。（《采访》）这些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徘徊的文字，和她的小说一样，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制造混乱，向她自己、向我们揭露一些真相。我们还是能从中强烈感觉到作家强烈的个人风格，如她喜欢的曼佐尼一样，“知而不言”，充满缄默和暗示。也许《卫报》的邀请、我们这些读者的存在，只是她进行这场“演练”的借口。这么多年来，她终于可以用这种特殊的形式对自己说话，释放一些甚至是很糟糕的情绪或细节，源头还是因为她相信，“从希波的圣奥古斯丁开始，用极端直率的态度跟自己对话，而不是跟别人对话，这有时甚至可以让人得到救赎。”点击图片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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